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的封建经济思想以至中国封建经济本身的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因而反映这个制度要求的各家经济思想以及以后的演变,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而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经济思想,主要如下：
“道法自然”的思想 这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所说的“道”不单指自然界的道,同时也指人类社会的道.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在当时日益发展的封建等级制度下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这种经济思想在汉代司马迁的著作《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得到阐发.司马迁反对当时桑弘羊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主张封建官府垄断盐铁等重要工商业的经营,主张农工商各业应任其自然发展.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 即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义利关系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争辩的一个问题.儒家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因而不反对求利,但是他们把义放在首位,认为求利活动应受义的制约,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这就是说,要把合乎封建等级利益的规范,作为求利的前提.尽管当时（如法家）和以后也有重利轻义或义利结合的主张,但是儒家贵义贱利的理论,却占统治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富国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丘提出要“足食足兵”,孔门有若（公元前 518～?）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他是法家富国理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又是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因此,富国必须“重本”.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张“强国”就须“弱民”,即采取刑赏的手段,使生产者把除了生活和再生产所需之外的生产品,上交国君,私人不得保有多量财富.《管子》的富国思想,在“重本”一点上和商鞅、韩非相同,但对“末”有不同理解,认为要限制的只是“刻镂”、“文章”的工事.它把商、工与农、士同列为四民,四民同列,重点是在分工.此外,《管子》主张富国必须富民,认为“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以后,荀况在儒学的基础上吸收各家的富国思想,著有《富国》专篇,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富国理论.他“重本”,但也肯定工商各业在社会经济中起作用,只是说对商贾的数量要有所限制；并明确提出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主张“上下俱富”.富国之策,受到汉以后历代思想家的重视.到宋代,李觏著有《富国策》十篇.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赋税思想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主要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管仲相齐时,提出“相地而衰征”的赋税征收制度,即按土地好坏差别征以不同的税额,体现了使纳税者负担公平的原则.儒家在赋税问题上主张“薄税敛”,即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但荀况不是象孔丘、孟轲那样主张恢复“藉田以力”的“公田”制来达到这个目的,而是追随管仲的思想,认为“相地而衰征”是“王者之法”,因而主张“等赋”,即按田地优劣制定赋税的等差.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公元前就有了朴素的级差地租观点.
平价思想 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这方面的论述.如《周礼》一书很注意对市场、物价进行管理的问题,提到当时官职中有司市、贾师掌握“平市”、“均市”、“成价”、“恒价”等事.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管子》的《轻重》篇,则从货币流通量影响物价的角度,提出国家可利用收缩或投放货币的政策来平抑物价和积蓄重要物资,同时也可用来作为打击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活动的手段.汉武帝时,桑弘羊实行的平准、均输政策,主要目的也在于平抑谷价.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
奢俭思想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先秦儒家,把“礼”作为区别奢俭的标准,反对各个等级的人有超礼制标准的消费,超过即被指责为奢,其目的是维护消费方面的等级制.墨家和道家也都主张黜奢崇俭,只是区别奢俭的标准不同于儒家.墨家主张不分等级,以维持生命健康需要为消费标准；道家则以原始时代简陋的生活条件作为理想.秦汉以后,黜奢崇俭成为对待消费问题的封建正统教条.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木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对这一思想,北宋范仲淹（989～ 1052）和明代陆楫都有所阐发.陆楫明确反对禁奢,认为扩大消费是增加贫民生计的重要途径；俭只能使一人一家免于贫,而奢则能“均天下而富之”.这种学说是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已有相当发展的反映.
除上述几种主要经济思想外,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其他方面的经济观点,如欲求思想、功利思想、理财思想、田制思想、富民思想、人口思想,以及地尽其利、民尽其力的思想等等.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大都是为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也有些思想是为扩大商品生产与交换、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道路而提出来的.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观点是：政治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三位一体，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说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科曾经认为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
经济活动是人们在一定的经济关系的前提下，进行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以及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活动。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以较少耗费取得较大效益的问题。经济关系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各种经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关系。
经济一词，在西方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家计管理。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著作《经济论》中论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奴隶制经济的管理，这和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是适应的。
在中国古汉语中，“经济”一词是“经邦”和“济民”、“经国”和“济世”，以及“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含有“治国平天下”的意思。内容不仅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其他各种经济活动，而且包括国家如何处理政治、法律、教育、军事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在“经世济民”内的“经济”一词，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西方经济学在19世纪传入中、日两国。日本的神田孝平最先把economics译为“经济学”，中国的严复则译为“生计学”。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已逐渐成为各门类经济学科的总称，具有经济科学的含义。
现代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大量运用现代数学方法和现代计算机技术，进行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这是由于现代经济发展日益错综复杂，在此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精确的描述和解释。经济学各门学科依据本身的特点，适当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技术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对于增强经济科学的精确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发展简史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以前，对当时的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形成了某种经济思想，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
在以历史和文明悠久著称的民族和国家中，以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保存的历史文献最为丰富。它们是两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在经济思想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
古希腊、古罗马及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古希腊在经济思想方面的主要贡献中，有色诺芬的《经济论》，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商品交换与货币的学说。
色诺芬的《经济论》论述了奴隶主如何管理家庭农庄，如何使具有实用价值的财富得以增加。色诺芬十分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希腊自由民的最好职业，这对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和以后法国中重农学派都有影响。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从人性论、国家组织原理以及使用价值的生产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这种分析与中国古代管仲的“四民分业”论和孟子的农耕与百业、劳心与劳力的“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的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书中指出，每种物品都有两种用途：一是供直接使用，一是供与其他物品相交换，而且说明了商品交换的历史发展和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指出货币对一切商品起着一种等同关系的作用，从而成为最早分析商品价值形态和货币性质的学者。
古罗马的经济思想部分见于几位著名思想家如大加图、瓦罗等人的著作中。古罗马对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是罗马法中关于财产、契约和自然法则的思想。
古罗马早期有十二铜表法，以后在帝国时期有适用于罗马公民的民事法律—市民法，和适用于帝国境内的各族人的万民法。在这些法律中，对于财产权、契约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买卖、借贷、债务等关系都有明确的解释。万民法所依据的普遍性原则和自然合理性，以后逐渐形成自然法则思想，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自然法、自然秩序思想的重要来源。
西欧中世纪虽然经历了千年之久，但封建制度是在十一世纪才真正建立起来。中世纪的学术思想为教会所垄断，形成所谓经院学派。
经院学派主要用哲学形式为宗教的神学作论证，但也包含某些经济思想，用来论证某些经济关系或行为是否合法或是否公平。后来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教会不得不回答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贷款利息的正当性问题，一是交换价格的公正性问题。
贷款取息与教义抵触，教会曾一再明令禁止。但后来迫于大量流行的贷款取息的现实，经院学派不得不采取调和态度。
在中世纪神学家中较早论述公平价格的是大阿尔伯特，他认为公平价格是和成本相等的价格，市场价格不能长期低于成本。对这两个问题，在中世纪并未形成有说服力的观点，但为以后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研究的课题。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的特点。与西方古代的经济思想比较，除在重视农业生产、社会分工思想等方面有些共同之处外，也有它自己的特点。 这方面主要有“道法自然”的思想、义利思想、富国思想、赋税思想、平价思想、奢俭思想等。
道法自然是道家的经济思想。道家从自然哲学出发，主张经济活动应顺从自然法则运行，主张清静无为和“小国寡民”，反对当时儒家所提倡的礼制和法家所主张的刑政。道家这种经济思想后来传到西欧，对17～18世纪在西欧盛行的自然法和自然秩序思想有一定影响。
义利思想是关于人们求利活动与道德规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利”主要指物质利益，“义”是指人们行动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儒家贵义贱利，成为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教条，妨碍了人们对求利、求富问题的探讨和论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使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富强，提出了各种见解或政策。孔子的学生有若就提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这是儒家早期的富国思想。以后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了富国强兵和“重本抑末”政策。商鞅和以后的韩非，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战士之源，发展农业生产是国家富强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们认为工商业是末业，易于牟利，如不加限制，就会使人人避农，危害农业生产，因而主张“禁末”。富国思想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史上具有独特地位，这与中国长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这一特点有着密切关系。
对土地课征赋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产品的主要分配形式，是中国思想家经常论述的问题之一。自西周的“公田”制消亡后，对农业生产改为按所有田亩课征赋税。因此，中国古代的经书、史籍如《尚书》、《周礼》、《国语》等，常有关于田地分级和贡赋分等的论述。
平价思想，即关于稳定物价的思想。战国时代，李悝、范蠡鉴于谷价大起大落对农民和工商业者都不利，提出国家在丰年购进粮食，在歉年出售粮食的“平籴”、“平粜”政策，使粮价只在一定范围内涨落。这一平价思想也被用于国家储备粮食的常平仓制度，和救济贫民的义仓制度中。
古代王公贵族生活的奢侈或节俭，关系到财用的匮乏或富足，税敛的苛繁和薄简，因此，对待消费应提倡“俭”还是“奢”，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论述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黜奢崇俭是中国封建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思想。
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也出现过一些相反的观点。如《管子》一书的《侈靡》篇，就论述过富有者衣食、宫室、墓葬等方面的侈靡性开支，可以使女工、太工、瓦工、农夫有工作可做。即有利于贫民得到就业和生活的门路，也可使商业活跃起来。这在当时确是一个颇不寻常的观点 ，它从经济活动各方面的相互联系来考察消费问题，提出了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的卓越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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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概览：在秦统一中国和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帝国前的战国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学术思想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其中最著名的有道家、儒家、墨家和法家.他们的经济思想,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