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两座朱升墓之谜
——谜团重重的朱升父子身后事（之四）
朱升是在洪武二年（1368）请老归山回石门，因患肺病，二年后（1370）死于石门家中。
但他的坟墓却落在江苏省盐城市，这是朱氏后裔集资建的朱升墓。墓碑记载“洪武二年，升以年迈和祭扫祖茔为由，辞官退隐。偕夫人涉江沂淮抵东海，转至西溪胥宇，筑室于南龙港。次年病逝，葬于盐城南龙港文曲沟，享年72岁。”
从朱升的《枫林集》和朱同的《覆瓿集》，梳理出朱升逝世前后的生活轨迹，可以确认，朱升的最后岁月是在石门度过的，盐城的记载是有误的。
至少，现在有根据的只是朱升的七世孙朱从馨墓落在盐城，他卒于明弘治十七年（1504）十二月（有出土文物为据）。
从朱升去世的1370年到七世孙朱从馨去世的1504年，相隔134年，（平均一代19年，符合徽州世系特征）。
朱升死后为什么先葬汊口后改葬詹田
朱升墓到底在哪里？
古代徽州人有个风俗，过了六十，就得准备自己的棺木和坟地了。朱升早就为自己准备了墓地，那就是詹田。
《朱枫林集》里的有首朱升写的五律《得詹田佳城》：
朱升的墓址肯定是请风水先生（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勘察选定的，这首诗没有注明时间，但从“海内风尘息”可知，当时朱元璋已控制大局，国内形势趋于稳定。从诗中“亲朋何用哭，含笑入黄泉”，可以看出，朱升对人的生老病死规律淡然面对。
但是，朱升死后没有立即入土詹田，据弘治《徽州府志》是葬“在汊口，后改葬詹田”。
仔细看《安徽省地图册（2011年版）》，发现休宁县有个汊口乡，距石门有20公里左右；而石门附近也有个汊口，是个自然村。距石门仅2公里左右。
显然，朱升墓先是葬在离石门附近的汊口村，而不会葬在离石门40里左右的休宁汊口乡。
我查了从明嘉靖到民国歙县区划，在民国《歙县志》中，石门、汊口、占田均属二十五都，占田即詹田，据《康熙字典》，詹“又通作瞻”“又与占通”。
当时为什么没有归葬朱升选定的风水宝地詹田而先葬汊口？从朱同的文章中可解开此谜。朱同在《卒哭祭先考文》中说：
呜呼哀哉！流光迅速，节序变迁，卒哭在临，重増崩溃。按礼三月而葬，今不能遵者，泥乎葬书隂阳拘忌之说，此固先考平生之所留心者，不能破其惑也。
古代汉族的丧礼仪式是很讲究的：孝子自父母去世至出殡，哭不绝声；殡后思及父母即哭，不择时间，称“无时之哭”。”卒“即终止，”卒哭“祭为终止“无时之哭”的祭礼，自此改为朝夕各一次哭奠，称“有时之哭”。
按周代礼制，士三月而葬（大殓后须停柩待葬，为时三月），自葬日开始接连举行三次虞祭，”卒哭祭“举行在第三次虞祭后的一个刚日（天干纪日法，甲丙戊庚壬日为刚日，乙丁己辛癸日为柔日）。此时距始死约百日。后世，民间的“百日祭”即源于“卒哭”礼。
朱同这段话的意思大致是：”卒哭“祭马上要到了，按古礼，应大殓后须停柩待葬，为时三月，但现在不能遵守这一规定，因为葬书上有隂阳拘忌的禁忌，必须回避这个日子（朱升是十二月去世）。而阴阳之说是朱升平时研究最深的学问之一，因此只有按照朱升所信奉的学说，提前”急葬“（急葬谓家贫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后即葬者）。
既然是急葬，就没有更多的准备时间，所以临时葬在汊口，以后选定吉日，重新安葬在风水宝地詹田。
这应当是朱升先葬汊口后改葬詹田的原因。
詹田在哪里？
詹田地处休歙交界处，现在地图上没有詹田，只有旃田。詹与旃、占读音均为zhān，是同音字。
从詹田到旃田有个地名变迁的过程，嘉靖《徽州府志》记载歙县二十五都有6图8村，其中有就旃田、石门、黄墩等。
到了清顺治《歙县都图全载》中，二十五都一图有石门、詹田等，旃田变成了詹田；
到了清乾隆，二十五都6图19村仍有石门村，没有了詹田村（可能合并了），新增了汊口村。
到了清道光，二十五都6图44村，又增加了占田村，詹田又变成了占田；
到了民国，二十五都6图40村，有石门、占田、南溪南、篁墩等，又增加了石坦、乔亭、呈田、汊口等村。
到了2005年，王村镇有旃田村，石门乡有石门村，解放前二十五都的旃田、石门两村分属两个乡镇，一直维持到现在。而汊口村并到其它村了，但地图上还有。
由此可知，詹田、旃田、占田、汊口、石门都是明朝二十五都的范围内，和志书上记载朱升的墓葬地有关。
盐城为什么有朱升墓？
问题说到现在，已经基本弄清楚了，朱升墓就是先在汊口后迁到詹田，也就是现在的歙县王村镇旃田村。
朱升去世后，朱同到京都任职，洪武十八年（1385），受户部侍郎郭桓案牵连，冤死狱中，这一年，他才46岁。
我原来认为，朱同死后，他的子女会离开石门逃避他乡，有可能逃到盐城。但后来读了范涞的文章，感到问题不是如此。
范涞(1538-1617)即范晞阳，休宁人，万历进士，官至浙江右布政使，转福建左布政使。
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离朱升去世246年，七十九岁的范涞“过榆村，乃偕程氏姻友，由深麓逶迤三十里，抵石门”，见到了朱的裔孙朱时新、朱时登、朱庆登（有版本名字不同），“因获展拜先生遗象像，阅所藏谱画图籍，挹芳撷华，师资自幸，而龙飞首顾，扁（匾）御书‘梅花初月’大字，千载如新。”
这份资料太珍贵了。按年代算，朱时新等人大约是朱升的十三世孙了，仍在石门生活，虔诚地坚守着祖茔，保存着朱升的遗像遗物，甚至朱元璋题写的“梅花初月”的匾额仍保存如新。
而据盐城挖掘的出土文物，早在明弘治十七年（1504），朱升的七世孙朱从馨已葬在盐城。这说明，朱升的后代有部分早已离开石门外出谋生。
经过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的结论：
一、朱同18岁娶妻，朱升在世时，已有孙子。朱同冤案是受贪污案牵连，不是谋反案，不至于像李善长那样祸及九族，殃及子孙。所以，朱同的子孙仍然在石门平安生活。
二、朱升尽管去世多年，但光辉永存，历代都有来石门祭拜的官员和文人，《朱枫林集》里有不少这样的祭文。如洪武四年（1371），镇国上将军驸马都尉王克恭来新安“旌旗朝麾，夕驻石门”，致祭于故翰林大学士朱公之灵；洪武四年，门生黄枢偕弟权等、正德十三年（1518），翰林修撰唐皋（歙县岩镇人，正德间状元）也先后前来祭奠，留下祭文。一直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离朱升去世246年，致仕的福建左布政使范涞仍来石门凭吊。说明，人们对朱升的追思之情从未间断。而朱升的后代仍有人坚守祖茔和老屋供人凭吊。
三、随着时光流逝，朱同的子孙繁衍，那点薄田茶山难以养活众多的人丁，有部分朱氏子孙离开大山，或读书入仕，或经商求生。
我看了一些徽商史料，从成化、弘治开始，已有一些徽州人远走他乡谋生，这是徽商的先行者，这些人最早介入盐业。研究徽州一些家谱得知，安徽歙县詹田上坦的程氏，就有人在成化年间始迁外地，后裔后来辗转又到福建经商。
朱升的七世孙朱从馨是葬在盐城。而盐城从西汉建立盐渎县（渎是运盐之河），当时这里遍地是煮盐亭。“环城皆盐场”，这里是东南沿海重要盐业中心。
朱从馨的的先祖也许也在成化年间外出谋生，落脚在盐城经商，成了第一批徽州盐商。 “偕夫人涉江沂淮抵东海，转至西溪胥宇，筑室于南龙港”，这段家谱的记载应当是朱从馨先祖的活动轨迹，但绝对不是朱升。因为，年老多病的朱升夫妇两老经不起这样折腾，也不会抛开家乡的祖茔和子孙而顾自己躲命。 朱从馨的祖上离开石门时，也许带走了朱升的部分遗物，如衣帽等，作为纪念。到了异乡，他们将这些衣冠埋葬，作为朱升的衣冠冢，以示纪念。以便在清明等节日，后辈进行祭奠。
衣冠冢，是古代一个常见而重要的纪念方式，始于黄帝。《汉书?郊祀志上》：“上（汉武帝）曰：‘吾闻黄帝不死，有冢，何也？’或对曰：‘黄帝以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史记》就有衣冠冢的记载。
杨贵妃衣冠冢在长安，史可法衣冠墓位于安徽省六安市三十铺镇，杨敬、袁崇焕、孙中山等许多名有都有衣冠冢。祁门古英雄梅鋗一说葬在祁门，一说葬于今江西余干县梅港。两处都记载有墓。有种说法，梅的遗体葬在梅港，墓（也许是衣冠冢）在祁门县城南郊悟法寺。连《大清一统志》也支持这种说法。
有一点是肯定的，朱升死在徽州石门，遗体葬在旃田。
至于盐城的墓，如果真有此事，那只能是个衣冠冢，但不能说它是假墓。
衣冠冢也是后人祭奠的神圣之地，我们感谢盐城人民对朱升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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